为历史正名：雷颐如何考证瞿秋白冤案始末
雷颐先生，籍贯湖南长沙，于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他早年的人生画卷丰富多彩，不仅深入农村参与劳动，更投身军旅生涯，退役后，又成为一名工人。1978年，雷颐先生凭借卓越的学业成绩，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圆满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业。此后，他孜孜不倦，于1982年荣获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纲研究员之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近代思想史、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以及当代中国史等众多领域，成果斐然。
原题
“瞿秋白冤案”的
起源与平反
作者：雷 颐
瞿秋白，诞生于1899年1月29日，不幸于1935年6月18日离世，他的一生堪称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的典范。
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瞿秋白女士之独女瞿独伊撰文回忆，文章名为《九泉之下，仍承受莫大羞辱》。此文详尽揭示了瞿秋白所遭受的迫害及其家族所经历的鲜见细节，这些信息无疑是珍贵的历史财富。然而，关于“四人帮”为了重塑党史，不顾事实，将瞿秋白定性为“叛徒”，致使其英名在九泉之下蒙受巨大污名这一观点，实则仍需进一步的深入剖析。事实上，“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者说他被评为“叛徒”的节点，至少可以追溯至1964年末，那时“文革”尚未全面铺开，“四人帮”亦未显露其锋芒。
随着“文革”的序幕逐渐落幕，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与我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两位曾深度参与“瞿案”复查和平反工作的资深专家——分别执笔，记录下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本文即以这些珍贵的回忆性文章为基石，旨在对“瞿秋白冤案”的成因及其平反过程进行系统的回顾。鉴于该事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孙、陈两位专家的研究成果亦已公之于众，然而其中蕴含的丰富一手史料却往往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在多个章节中直接引用了这些资料。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也促进了这些宝贵史料的更广泛传播和深入理解。
瞿秋白（后排左四）与张太雷（左五）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的三位高层领导人携手合作，共同见证了一幅具有深远意义的珍贵合影。
瞿秋白先生首次将《国际歌》译介成中文，该译本很快便在《新青年》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01
1979年三月，《历史研究》杂志第三期推出了陈铁健撰写的《重评〈多余的话〉》，这一举动正式拉开了对瞿秋白进行公开平反的序幕。文章发布后，立刻在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前召开，许多冤假错案已开始得到平反和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特别重大”案件却尚未得到平反。因此，针对这篇文章，一些人在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大批判”，其中东北某省报更是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对瞿秋白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依旧沿袭了“文革”时期的“钦定”标准，措辞辛辣。陈铁健试图发表反驳文章，却遭到了拒绝。同年六月，他前往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持人坚持要求他在全体大会上讲述瞿秋白的事迹，随后对他进行了预谋的“围攻”。
然而，经过两日紧张的攻势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随即转达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紧急命令。该命令要求陈铁健立即动身前往上海，与瞿秋白案件复查小组的成员汇合，一同投入到案件复查的工作中。紧接着，会议的“基调”也迅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7月1日，陈铁健抵达上海，暂住在东湖招待所，并会见了中纪委瞿秋白案件复查小组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孙克悠向陈铁健详细阐述了案件的相关细节。
1950年代，瞿秋白的胞妹瞿轶群（如图左侧所示），及其家族的众多成员们。
随着“四人帮”势力被彻底剿灭，瞿秋白的家属屡次向中央递交信件，迫切地请求为其彻底平反，以洗清其冤屈。1979年春季，中纪委特地组建了“第八组”，着手对瞿秋白案件进行细致深入的复查。当时，年已七十九岁的瞿秋白胞妹瞿轶群，从杭州致信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再次坚定地表达了她为兄长恢复名誉的强烈愿望，并坚决要求修缮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瞿母金太夫人的墓园。
“恳请鹤寿同志审阅完毕后，将其转送至中纪委第八组办理。”孙克悠所著的《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与英勇就义的复查工作回忆录》的精选篇章，被收录于瞿秋白纪念馆精心编纂的《瞿秋白研究》第三卷中。该作品由学林出版社在1991年正式出版，详细信息可参阅第292页。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据此，1979年6月，中纪委的临时机构“第八组”便启动了对瞿案的复查程序。该小组由五名成员构成，成员包括从中央调查部借调的常凡、来自中央党校的李玲玉，以及中纪委的孙和。孙和不仅资历深厚，曾担任军队团政委，且得到了老王的协助。考虑到孙克悠对陈铁健所著《重评<多余的话>》有深入研究，特别邀请陈野苹加入。孙克悠担任“第八组”组长，全面负责案件的复查工作。与此同时，中纪委常委曹瑛受常委会委派，具体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鹤寿及秘书长魏文伯共同会见了瞿秋白的子女瞿独伊女士，并向她传达了充分的信任，坚信党中央将作出公正且适宜的裁决。
瞿秋白、杨之华、瞿独伊。
02
“近期，中纪委第八组在沪杭宁常等区域开展了紧凑的调查活动。他们与瞿氏家族的众多成员进行了详尽的沟通，并与众多知情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同时主持举办了多场座谈会……”
他们得知，1935年6月，瞿秋白不幸遭遇国民党残酷的迫害，因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自那时起，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便着手筹备瞿秋白烈士的纪念陈列展览，该展览于1953年启动，并于1959年正式向公众开放。随后，当地政府又着手策划瞿秋白故居的陈列展览工作。到了1964年，瞿秋白故居的陈列展览亦对外开放，供内部人士参观。不久之后，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了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以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意见，之后，瞿秋白的陈列展览于同年8月暂停了对公众的开放。陈铁健的著作《书生革命者的悲壮情怀——导读》，以及瞿秋白的经典作品《多余之语》，均收录在2005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中，具体页码为第27页。
1921年，我国卓越的革命先辈瞿秋白，位居画面右侧，与李宗武并肩于苏联首都莫斯科，定格了那段镌刻史册、弥足珍贵的瞬间。
瞿秋白、杨之华、蔡和森等革命先辈，与远道而来的苏联贵宾们，在莫斯科留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珍贵影像。
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推出了司马璐所撰写的《瞿秋白传》，其中收录了《多余的话》的完整内容。紧接着，到了1963年，《历史研究》杂志的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文中对李秀成提出了批评。戚本禹的论述一经发布，便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激起了广泛的辩论，相关意见亦迅速被上报至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密切注视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了二十余位历史学专家举行会议，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剖析。与会专家对文中出现的历史篡改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中宣部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戚文在事实支撑上有所欠缺，理论观点存在偏差，同时在政治层面造成了不良影响。
自1962年起，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阶级斗争”这一核心理念。在《瞿秋白传》的附录部分，他认真研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并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对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他巧妙地将这两部著作与当时亟待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做出了非同寻常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判断。上引书第23页三材料证实此见。翻阅第23-26页。
1931年五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市南市区的紫霞路68号二楼东侧的一角，选定了一间雅致的厢房，以此作为他们的居所。
一，1979年8月28日，周扬于其位于万寿路的居所，与中纪委第八组展开了深入交流，并在此次会晤中发表了意义深远的讲话。
当戚本禹对李秀成的《李秀成自述》发表评论之际，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未曾涉猎其著作。然而，在一次观赏戏剧的经历中，总理询问我是否曾阅读过这篇文章，我坦率地表示未曾涉猎。总理随即热情地推荐我阅读该文，并关注与之相关的事件。如今，台湾方面也对太平天国历史人物李秀成提出了质疑。这一重大历史人物的翻案事件，竟然未曾与中宣部进行任何沟通。此事导致阳翰笙的戏剧《李秀成之死》无法公演，博物馆亦暂停了相关展览（英国赠予的刻有李秀成名号的剑，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此剑亦被妥善珍藏）。
观毕戚文先生的出色演绎，中宣部即刻召开了一次紧迫的会议，旨在研讨该剧是否应继续上演。会议中，特别邀请了众多学者对戚文先生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范文澜先生、郭老及刘大年先生均就戚文先生的作品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观点。刘大年先生采纳了我的建议，撰写了一篇尚未对外公布的论文。但遗憾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而至，刘大年先生因曾为叛徒李秀成辩护，与周扬先生一同不幸成为了众矢之的。
于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至之际，上海城笼罩在一片白色的恐怖氛围之中。鲁迅先生三次将瞿秋白夫妇安置于自家的宅第，以避开这场风波的冲击。上方图像展示了鲁迅在上海的故居风貌；下方图像则生动地再现了瞿秋白先生当时临时居所的情景。
瞿秋白与鲁迅交情深。
我向陈伯达求教他对李秀成行为的看法。他回应道，李秀成的此举，实则反映了他对部下士兵的深切关爱。陈伯达在为李秀成进行辩护。同时，他还提及，瞿秋白也曾撰写过一份个人的陈述。他进一步阐释，这一信息源于黄敬的透露，因为黄敬在遭捕之后，也曾创作过类似的自白书。
在与江青的邂逅中，我忍不住与她提及了黄敬所述的那段历史，即瞿秋白着手撰写自传的往事。她回应道：“所谓的自述，实则不过是黄敬个人的独白之词，正因如此，我和他选择了两条迥异的道路。”
有幸得以亲见毛主席之际，我不揣冒昧，向他表达了自己对李秀成事迹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听闻此言，并未急于给出任何评价或回应。
若有幸与江青重逢，她或许会如此追忆：“毛主席曾对李秀成作出评价，认为其‘资料详实，证据充足，然忠王的封号实则名不副实（晚年或有失忠诚），不宜成为楷模’。主席曾叮嘱我不得将此事告知于你，但最终还是未能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向你提及了这桩往事。”
瞿秋白、杨之华，1930年，在莫斯科。
阅读过程令人不快，宛若在向他人屈服，放弃了自我立场。为何对李秀成如此推崇，却对陈玉成缺乏评价？为何对方志敏独树一帜，却对瞿秋白有所忽视？
江青对于罗尔纲所提出的李秀成伪降之论持有异议，她常向主席详尽阐述个人的观点。
瞿秋白致杨信
瞿秋白刻印“秋白华”。
二，1979年4月16日，陆定一于北京医院与中纪委第八组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此次会谈中，他明确地指出：
历经三年的困顿时光，一股磅礴的力量在我心中涌动，其根本宗旨在于为彭德怀同志洗清冤屈。我向周恩来总理写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坚信彭德怀同志对毛主席的立场有所偏差。总理将我的信件在政治局内部广泛传阅。不久，有人提出彭德怀同志在军事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并建议通过公演《李秀成之死》为其平反。我深刻意识到，这实则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因而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坚决予以驳斥。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刊物再度发行了《多余的话》。提及那段往事，我仿佛仍能清晰地回想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我，三位历史伟人曾同席而坐。然而，关于他们当时具体如何交谈的细节，我的记忆却逐渐变得模糊。我向他们报告了瞿秋白《多余的话》在香港重新出版的消息。毛主席听闻此事后，立刻表达了强烈的阅读意愿，我随即呈上文稿，请他审阅。毛主席阅读完毕后，便简洁地对我指出：“今后应适当减少对瞿秋白的纪念活动，而应更多地关注方志敏。”他的话语平和，并未作出进一步的指示。至于周总理对于寻找《多余的话》原稿的渴望，据我所知，他始终未能如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周总理曾派遣两位工作人员前来询问有关瞿秋白的详细信息。我再次向他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
瞿秋白苏区任职。
第三，戚本禹于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监狱所作的供词材料：
1963年，我开始着手撰写《评李秀成自述》，其主旨在于强调，在评价一个人时，除了考量其功勋，更应重视其晚年的品德。即便在暮年，对毛主席的看法也不应轻易表露。这一观点对我解读《海瑞罢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并非偶然，而是源于深刻的历史根源。我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争论愈发激烈。当时，周扬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言辞相当尖锐，翦伯赞也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与江青开始有所接触，她赠予我一份材料，但我未能确切知晓她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那时我与田家英关系密切，他也对我的文章表示了支持。江青邀请我前往，田家英告诉我，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如约前往，江青一开口便赞誉我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对我的文章表示满意，并告诫我不可骄傲自满。她还提到，毛主席指示将《李秀成自述》的原文影印本交给我，希望我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我表示，自己正面临会议的围攻，江青听后勃然大怒，声称自己将此事向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成为了我日后追随她的决定性因素。在我陷入困境之时，她代表主席给予了我支持。她要求我继续撰写文章，并催促我尽快完成。这一切都发生在1963年的年底。
1935年，瞿秋白将一幅画作送给身陷囹圄的医师陈炎冰。在画作的背后，他留下了经过深思的笔记：如果灵魂得以永存，肉身的延续是否还有价值？而如果灵魂已然消逝，那么这具躯壳又意味着什么呢？
1963年，我开始着手撰写一篇针对李秀成的批判性分析，目的在于将我国当时的“防修反修”战略与历史中的类似事件进行对照研究，并在文中巧妙地提及彭德怀晚年对毛泽东的态度可能存在的“失节”现象。随着1963年的尾声，江青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她对我为党的事业不懈付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也对我的文章表示了肯定，认为党内关于叛徒问题的长期悬而未决，我的文章正是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深入剖析，对党的建设贡献良多。
她提醒我要保持谦逊，并鼓励我持续深化学术研究。她还建议我寻求康生“九评”小组的指导。在完成第二篇论文后，我前往钓鱼台拜访康生，与他及其团队共进晚餐，他们指导我在批评时要避免盲目，而是应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问题，精准打击关键点，确保对方无法还击，彻底制服对手。1964年，我戚本禹发表了第二篇论文，题目为《李秀成的投降与叛变行为应如何正确看待？》。《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公开发表的文字锐意进取，直面叛徒话题，所涉及的人物名单之庞杂，涵盖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以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乃至赫鲁晓夫等众多闻名遐迩的知名人物。文章对此类议题进行了深刻且细致的探讨，气势磅礴，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共鸣。上引书第26页
宋希濂收到了一封来自其顶头上司蒋鼎文的秘密电报，电文中对蒋介石就瞿秋白案件的处理细节作出了详尽的说明。现场执行，拍照确认
在“瞿案”的复核阶段，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便是严谨而细致地审阅公安部移交的瞿秋白烈士遇难案审查卷宗，共计二十卷，其累积厚度竟达三尺之高。对瞿秋白烈士遇难事件的调查始于1954年初，湖南省公安厅依据两名涉案罪犯的供述材料，遵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着手启动追查工作。同年十月，公安部第十三局集结了一批精英力量，展开了专项调查。经过十年的深入调查与审理，终于在1964年10月19日完成了《瞿秋白烈士遇难问题调查报告》。报告中的证据详实可靠，事实脉络清晰，中央决策者据此得出结论，确认瞿秋白烈士在狱中坚守信仰、英勇献身。而这一结论的公布，恰巧发生在常州瞿秋白故居陈列展被勒令停办后的两个月。
时光荏苒，1964年12月30日的脚步悄然临近。应中宣部的要求，北京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对馆藏展品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革命烈士的名字及其相关文物，均已逐一撤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特定势力的干扰下，历史真相的判定以及历史人物的命运跌宕，竟然被随意篡改，导致黑白是非轻易颠倒。上引书第28页
1955年6月18日，我国首都北京举行了瞿秋白烈士遗骨的安葬典礼，仪式庄重而庄严肃穆，四周洋溢着一种静谧而深沉的氛围。
在庄重而肃穆的葬礼仪式中，中共中央向瞿秋白同志的遗像敬献了一个由绚烂鲜花精心装饰的花圈。
陈铁健认为：“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公开判定于1968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而其张网以待的秘密部署应不晚于1962－1963年间。”因为“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面对灾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举措正误的估量，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始终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即正确占足九成，错误微不足道。刘少奇则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使毛极为不满。
瞿秋白在囚禁之地，提笔撰写了《多余的话》，迫不得已披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孙克悠：《瞿秋白同志被捕及英勇就义事件的复核工作记录》，详细内容可参阅所提及文献的第293页。
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文革”风雨年代，八宝山上的瞿秋白先生墓碑遭受了空前的破坏，如今仅剩下一块残破的碑石。这块碑石承载着那段历史的沧桑巨变。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
在本次会议上，我们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此举有力地驳回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其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叛徒、内奸、工贼”，并撤销了将其“永久开除党籍，剥夺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严重错误决定。同时，我们也废止了相关的审查报告，全面恢复了刘少奇同志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崇高形象与良好声誉。针对因刘少奇同志的问题而受到牵连的个人与事件，我们郑重承诺将进行公正的平反。
瞿秋白纪念碑
长汀瞿秋白馆
在这片福建长汀的丰饶土地上，瞿独伊向她尊敬的父亲——瞿秋白先生，敬献了庄重而深沉的花圈。
历史的长河浩瀚流转，承载着我们持续解决遗留问题的重任。以本次会议所讨论的瞿秋白同志为例，若对其定性为叛徒，实难令人信服，亟需作出相应的修正。《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精准落实工作策略》一文，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正式出版并面向社会发行。）
尽管平反瞿秋白的文件尚未正式公布，他的名誉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公正的恢复。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厅共同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用以缅怀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45周年。此次纪念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贺敬之先生担任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演说，对瞿秋白同志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深切的缅怀。
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那庄重而肃穆的氛围中，一场隆重的纪念仪式盛大举行，以缅怀瞿秋白同志英勇献身五十周年的光辉事迹。
198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盛大举办纪念活动，深切缅怀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五十周年之际，共同回顾其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争论声不绝于耳。孙克悠深情地回忆道：“那段岁月，那场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仿佛仍历历在目。李维汉同志曾如此评价：在我党辉煌的历程中，瞿秋白同志无疑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践行者，他毅然决然地摒弃了家长制作风带来的种种弊端。”孙克悠撰写的《关于追忆瞿秋白同志被捕与英勇就义的复查工作纪实》一文，收录在其原著的第297页。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领导一行、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纪委第八组的领导同仁，亦齐聚八宝山瞿秋白先生受损墓碑的遗址，与瞿秋白先生的家属瞿独伊女士等，共同敬献了中组部赠予的花圈，以及亲友们无私捐赠的鲜花。
1995年，中共中央以庄严的姿态，隆重举行了瞿秋白同志英勇献身六十周年的纪念仪式和学术研讨会。
1995年，人民大会堂内气氛庄重而凝重，中共中央在此举办了隆重的座谈会，用以纪念瞿秋白同志百年诞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日。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对外发布文件，转发了中央纪委就瞿秋白同志被捕英勇牺牲所撰写的《调查报告》。这一举措，标志着该案件的复查工作得以圆满画上句号。报告明确指出，《多余的话》一书中并无任何背叛党和同志的迹象，亦未见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诽谤，更无对国民党的赞誉，亦无向敌人祈求生存的意图。“客观而全面地审视《多余的话》，我们可以确信，它绝非叛变投降的自白之书。”此举正式且彻底地揭开了自1964年以来悬而未决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之谜，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公正与平反。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的报告中，中央纪委明确指出：“关于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遭受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后被指控‘自首叛变’的事件，我们已进行了深入的重新审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的杰出领导者之一，他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党内外的广泛关注。经过对瞿秋白同志被捕前后的全面调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确认，即便在遭受拘押期间，他依旧表现出坚贞不屈、英勇抗争的精神，终因敌人的残酷迫害而英勇牺牲。”在陈铁健所著的《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导读》一书的引言部分，第46页，作者对书生革命者那错综交织的情感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细致的剖析。
瞿秋白年表
瞿秋白常州至长汀